古代经济估算不容易，即使是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对世界GDP 的估算成为最权威来源之余，估算本身也存在诸多争议。具体到中国白银，不仅涉及各种度量衡，而且资料来源零散且单一，因此读者应相对冷静地对待各类白银流入与流出的数据，在数字之外更留意趋势的变化。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S.兰德斯(David S. Landes)所言，在推测性的计算中，数字只有与历史背景相符时，才是可信的。毕竟在长时段的计算中，任何参数的极小误差最终都导致结果的极大偏移。

明代之后，白银流入依旧。清代货币制度基本延续明朝“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制度，前朝纸币教训也使得清朝基本远离类似实验。当海外白银全面介入中国经济之际，其流动往往不再受中国政府控制，给中国带来诸多影响，这一情况即使到了民国也是如此。20 世纪30年代就有人断言，“银价问题乃是中国近代金融经济的中心问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鸦片导致的“漏银”成为不少股肱之臣对道光皇帝的主要谏言。

鸦片战争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姗姗而来的中国现代金融中介在海外对手的竞争中艰难前进。即使白银在市场一直的自发选择中胜出，中国货币制度其实也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多年以来帝国最重要的财税大权旁落于海关控制之下，甚至到民国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货币体制。

四、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热中，一位26岁的中国学生在日本京都完成自己的经济学教育，临别之际，他和老师们一一告别。其中一位日本老师对他说:“中国(China)这个名字只能算是个地理名称，不像个国家。北京政府的政令不能出都门，各省各地区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各自发钞票铸铜元。你现在准备回到哪个地区去?我看，你要回去，很可能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