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学生是资耀华（资中筠女士父亲），他见证了白银一步步退出民国货币舞台的历史。那位老师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即由他首先提出。内藤湖南的观察相当准确，货币的混乱解释了中国政经的萎靡，可以追溯到明清甚至更早。

民国时，白银依旧通行国内。北洋政府孱弱，除了袁世凯在币制统一方面稍有建树，各类滥发纸币事件不胜枚举。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央集权加大，中国终于有能力“废两改元”。国民政府原本计划是从银本位过渡到金本位，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美国《白银收购法案》，中国再次“升维”，跳过金本位，直接进入法币阶段。法币原本是中国货币制度的全新升级，堪称统一货币的一次成就，但在内忧外患之下，金融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其结果也并不美妙。法币滥发无法遏制，而取代法币的金圆券的滥发更是史无前例，惊人的通胀纪录。这次的纸币试验以一个政府的陨灭为结果。而白银在纸币被遗弃之后，又在民间暗中复燃，以此而言，纸币是中国未能把握的制度红利。

五、宋金元明一次次纸币滥发，其实源自财政困境。财税是帝国运转的根基，而中华帝国的收入始终主要依赖农业。如此环境之下，对于商业的态度基本是压抑，未能走出传统财政的窠臼，人均收入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再加上税收系统的低效，进一步固化了帝国的组织僵化。对比之下，欧洲王室传统收入原本是地产地租、司法收入等，随着西欧各国在地理大发现前后日益走向重商主义，关税和其他捐税日益重要，在英国其已超过皇室收入的一半。国王依赖商人获得财政收入同时让渡政府权力，最终通过宪政财政带来制度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