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税收的拮据，主要症结为其征税能力有限。皇权集中之下意味着事无巨细都依赖皇帝决断，财政制度看似完备，其实效率低下。财政领域缺乏专业机构代理，户部尚书名义管理财政，其实只是会计功能。如此一来，从元明清乃至民国，多数情况下政府财力只够维持，一旦遭遇灾害或者战争，往往陷入入不敷出状态。黄仁宇言，对比隋唐宋组成的第二帝国的开放性，明清组成的第三帝国则具有收敛性。帝国的制度内卷化(involution)导致了体制僵化，在世界风向改变之际并没有随之改变，当西方走向了工业革命，明清帝国除了安于享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之外，并没有对帝国政体做出本质修正。

明清赋税并不那么严苛，税率维持在1/10左右。中国政府被认为是传统的“守夜人”政府，除了不与民争利的传统思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能力有限。明清税收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其正式税收往往以维持每个朝代之初财政总额的方式固定，这就导致其财政安排往往是正式税收和隐形费用的结合，在官方正额财政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刻，各类摊派征收就会出现。

简单对比中西金融制度，从表面观察很容易找出中国金融史缺失的一环，即中国政府没有举债能力，所以没法诞生债市及其相应的制度。但这种观点不无局限，晚清之后，中国事实上尝试了各种内债外债。清朝财政被公认为在咸丰之前维持收支相抵毫无问题，但是随着太平天国等战事爆发，财政压力骤然增加，不得不借助厘金政策。随着战争不断恶化，海外势力蜂拥而来，也带来了新的融资工具即公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