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乏整体制度的变革，中华帝国财政虽经不少干吏能臣改革，却始终无法突破其局限，这也使得中华帝国在明清后一直深陷效率低下的循环。即使到了现代的国民党政权，按照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的估算，其1931年的财政支出水平尚且低于1880年的明治政府。相应的组织动员能力，也始终未能深入中国内地尤其农村地区，而这些巨大的空白又成为对城市进行割裂与包围的根据地，最终城市在军事和经济上双双失去优势，国民政府的溃败由是可以视作其脆弱的财政体系一开始所注定的。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财政银行对于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意义重大，日本与德国的发展都是这样的案例，即唯有强大的财政体制，才能支持预算投向经济发展，随之形成经济发展支持政府的正反馈。换言之，没有财政实力，其实并无能力支撑一个行政体制的现代化转型，而中国明清以来一直未能形成这一正循环，即使民国政府亦未能完成其财税的现代化转型，政府一直缺乏充分的税收支持。

从宋元明清到民国，过去的财政困境放在今天也不陌生。在制度经济学层面，财税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租金，透过财税关系即可审视制度关系，而货币正是二者之间的连接。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说，强盗之所以变成坐寇而不是流寇，正是因为坐寇的收入比流寇更高更为稳定。

六、为什么东方在近代之后落后于西方，这可以视为有名的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的衍生回音，或者说经济史的圣杯，迄今仍旧引发无数回应。历史学家纠缠于工业革命之类的宏大事件，货币金融的维度很少被提及。实际上，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有了金融革命，而这种金融革命正是资本主义得以起飞的原因。以此而言，中国历史的死结未必归于白银，但是白银的命运却可以提供可能的解释与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