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工人，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滩，马兰核试验基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正式开始。

大批物资、精密仪器和贵重设备不断从全国各地调运到试验场，正当此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上马”还是“下马”的冲击波，却从内地传到了这里。

中苏关系破裂，是这段波折最重要的导火索。

1957年，正在蜜月期的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武器，其中包括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样品和图纸资料。

这一协定的执行在签订之初还比较顺利。但是，当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要求遭到拒绝后，苏方对该《协定》的执行表现出不积极态度。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苏联撤回了全部在华专家。

中苏关系的突然变故，给中国建设事业造成重大困难，特别是核武器研制，几乎要从头开始。

“1961年的夏天，在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产生了‘上马’、‘下马’的激烈争论。”彭继超说。

主张“下马”的，一是强调苏联的援助没有了，二是认为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仅仅依靠我国当时尚不发达的工业和落后的科技力量，恐怕难以造出“两弹”，三是指出“两弹”花钱太多。

根据彭继超的了解，聂荣臻当时是坚决反对“下马”的。他提出的理由是，“两弹”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特别是有一批爱国的科学家，所以这个事业不能放弃。他甚至公开说：“不搞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

针对日见激烈的争论，聂荣臻签发了一个名为《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给毛泽东。

当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尖端要搞，不能放松。关于“上马”、“下马”的争论才止息。

曾经的政策波动传播到千里之外的罗布泊，对刚刚干劲十足地建设基地的官兵们来说，情绪上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彭继超在《罗布泊丰碑》一书中写到这一段。当时，甚至有上级机关的干部来到马兰说：“原子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基地部队可以去种地、放羊，机关可以搬到无锡去，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

一向温文尔雅的张蕴钰急了，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

1961年前后，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基地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基地编制不得不缩减，部分干部调走了，供给的标准也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