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说，在企业发展初期，能人经济决策层次单一、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运行要求，加上类似老书记吴仁宝这样对市场具有特殊超强嗅觉的“超级能人”，具有快速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因此，华西村才得以发展壮大。但能人经济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能人的生老病死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往往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即便是吴仁宝这样的“超级能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例如，花几十亿元搞出来的320多米高的大楼，每天管理花费就成了华西村的庞大负担。2003年，76岁的吴仁宝将自己执掌42年的华西村最高权力移交给了四子吴协恩，实际上还是“能人经济”的延续。

据悉，华西集团的要职均由吴仁宝家族成员分管，从长期来看，高度近亲繁殖的企业必然削弱其市场竞争力。姑且不论外界对于华西村日趋家族化的管理模式的争议，单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说，“家天下”的企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德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必须具备两个特征，否则它的发展也无从谈起：第一个特征是生意与家庭分离，这一点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占首要地位；第二个特征与第一个特征密切相关，那就是理性的簿记方式。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包括华西集团等我国一些“先富起来”的村集体经济、村办企业都或多或少存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问题。最典型的莫过于改革开放后全国所兴起的乡镇、村办集体企业，一部分明晰产权后实现了现代企业治理机制，最终实现了发展壮大，例如美的从一家街道办企业成为跨国企业，而转型迟缓的乡镇企业最终倒闭消亡。

现代企业治理制度是公认的理想企业制度，无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人企业都需要构建现代企业治理制度，这也是我国当前国企改革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华西村办企业不仅要谋求产业的转型升级，更亟待“能人经济”向现代治理转型。这恐怕也是与华西村类似的村办企业的必由之路。